读《借我一生》
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那什么是伟大呢?英国学者兰多说:”以前,高而不傲被看成伟大,但在道德革命之后,伟大的特征是傲而不高。“
读了余秋雨先生的《借我一生》,深感余秋雨就是这个时代伟大的有思想的人之一,他弃官,坚持通过写作来唤醒中国的文化人格和文化内涵;他的思想来源于他的在国内外的游走和深入民间和废墟的观察,所以他的思想很有前瞻性。他的内心对我们的文化既有痛心也有深沉的爱。以下是摘录:
中国文化,在乎的是忠奸,善恶,利义,贪廉,朴奢,祸福,凶吉,安危,成败,尊卑,荣辱,兴亡,却极少在真假。所有的历史血泪,人间悲剧,几乎都在真假的基点上出了毛病,然后,其他堂皇的命题都成了虚假的帮凶。文革中几十万几百万人的十年冤案,起自虚假。这种虚假十分厉害,几乎每个虚假都能导致家破人亡。
在五六十年代,我国也曾出现过一个虚假的经济谎言,这个经济谎言就是:形势一片大好,而外国,到处是水深火热。这个谎言知道八十年代才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破除了这个经济谎言。
最为痛心的是虚假文化的大面积存在。社会上很久就出现了那种被各级官员捧持、由巨额资金支撑、充满假大空气息的排场文化、欢庆文化、滥奖文化、主旋律文化、盗版文化。
最具迷惑性的是”伪精英文化“。这些伪精英们卖弄自己在文化细节上的叮咬狠劲,会给文化程度不高的民众留下一个有学问的假象,其实恰恰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有虚假而衰败的一个主因。文革中的造反精英们有很大一部分就以咬文嚼字的冬烘孒遗方式罗织别人罪名的,这一大帮职业咬嚼户,能轻而易举的从任何一个路名、店名、人名、校名、标题中考证出一大串严重错误来。而每一个假错误对于每个人都是致命的一击。
出现伪精英文化的原因有:一是文革后,理性精神和文化人格已经破碎,文化基础和文化坐标已经失落,有学问的老人已经去世,假文人和假古董商开始出现。二是各家传媒的编辑们年轻而繁忙,没有时间钻研学问,看人甩出来几句文言文就以为遇到了大师,混淆了视听。
最恶毒的是一种”大批判文化“。这种大批判文化的本性是依仗着权力却伪装着向权力挑战。他们利用公权力去围剿毫无抵御能力的受害者,把个体文人说成是权威和当权派。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时时可见的”私设公堂“。公堂是假,判官是假,案牍是假,审讯是假,皂隶是假,说辞是假,整个儿一片虚假。
出现大批判文化的最终原因只有一个:大家找不到全社会文化精神层面上的真正的”公堂“。
中国知识分子与虚假的关系: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当时笼统地称为”士“吧,似乎都认为自己为社会承担着某种超越性的精神责任,然而在封建极权之下,这种承担就带着很大的虚假。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近代定位。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概念不是被政治化了,就是被技术化了。人文学科出现低层次的狂躁群落。这就像大河不畅,导致乱流横窜,满眼浑浊。
发表评论